法治號
夏 偉
近日，北京市互聯網法院發布了涉網暴案件審判情況及典型案例，總結此類案件的裁判經驗。其中，以“網絡大V”、網絡自媒體、營銷號等為代表的網絡意見領袖實施的網暴，不僅涉案數量急劇增加，而且針對性更強、危害更大，受到司法機關和公眾的高度關注。
此次發布的多起典型案例也與一些網絡意見領袖參與實施網暴有關。如面對網友私信發送的侮辱性言辭，有“網絡大V”以暴制暴，通過“掛人”的方式宣泄情緒；還有“網絡大V”為了吸引流量，轉發有關某公眾人物學術造假、個人感情生活等內容的文章，但未對文章中帶有貶損、誹謗的內容盡到合理核實義務，結果導致相關文章快速傳播……這些都反映出規制網絡意見領袖操縱網暴行為的重要性和緊迫性。
所謂網絡意見領袖，是指網絡關注人數達到一定數量，在一定行業、一定區域形成較大影響力的個人和單位，如“網絡大V”、新聞媒體、知名網絡評論人員等。當下，有的網絡意見領袖為了吸引關注度和流量，或故意制造虛假的獵奇信息挑起網民情緒，或跟風炒作熱點事件，助推侵權信息快速傳播，是引發網暴的重要源頭。
網絡暴力司法治理的首要難題在于，誰來為網暴承擔法律責任？今年6月，“兩高一部”發布了《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（征求意見稿）》，提出既要糾正“法不責眾”的錯誤傾向，又要有所區分，“重點打擊惡意發起者、組織者、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”。“網絡大V”等網絡意見領袖相對于普通網民而言，發布的信息傳播速度更快、覆蓋面更廣，一旦其參與網暴事件，往往會造成更為嚴重的后果。而在現實中，的確有一些網暴事件與網絡意見領袖存在直接或間接的關聯。因此，在具體的網暴案件中，應當將網絡意見領袖作為重點關注對象。
當前，司法機關關于防范和懲治網絡意見領袖操縱或參與網暴的行為，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共識，歸納起來主要有三方面：
一是應當重點打擊發起者、組織者。網暴事件中往往參與者眾多，如果打擊范圍過廣可能引發“全民違法”的問題，因此，司法機關需要貫徹分類分層治理思維，有重點地打擊主觀惡性大的發起者、組織者。例如，有的“網絡大V”為了流量或其他私人利益，發起、組織網暴行為，或者對網暴信息的傳播起到推波助瀾作用，對于此類行為，司法機關應當給予重點關注。而對于受他人蒙蔽，沒有盡到信息審核義務而傳播網暴信息的“網絡大V”等網絡意見領袖，鑒于其主觀惡性較小，宜從寬處理。
二是要求網絡意見領袖承擔更多的法律義務。網絡意見領袖掌握重要的網絡話語權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“公眾代言人”，其行為具有公共屬性，相應的也要受到更多的法律約束。在此次北京互聯網法院發布的某“網絡大V”因轉發不實文章惡意營銷構成侵權一案中，法院就確立了“網絡大V”對轉發信息需要承擔核實義務的裁判規則，未盡到核實義務造成網暴信息傳播的，應當承擔侵權責任。可見，網絡意見領袖作為特殊主體，有義務保障發布信息的真實性。
三是明確網絡意見領袖參與網暴的法律責任。“網絡大V”等一旦傳播網暴信息，很容易成為新的傳播源，誤導粉絲群體參與網暴。因此，網絡意見領袖凡是參與網暴的，無論其主觀上是否存在過錯，都有責任阻止網暴信息傳播蔓延，并賠禮道歉；給被害人造成損害的，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。
網絡暴力廣泛存在于網絡空間，系統治理難度大。司法機關對網絡意見領袖操縱網暴的行為予以重點關注，既充分貫徹了輕重有別的治理思維，也找到了合適的司法“錨點”。司法力量的匯入，增強了對此類行為懲治的有效性，能夠督促網絡意見領袖加強自我約束。同時，司法的良性調控，有助于進一步發揮網絡意見領袖作為社會“公知”的角色作用，引導全社會形成拒絕網暴的良好氛圍，最終實現網暴司法善治的目標。
（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，最高人民檢察院企業合規檢察研究基地研究人員）
編輯：林楠特